有人认为，托罗的墨西哥裔的少数族裔身份成为了他获奖的“加分项”，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受到“种族主义”批评的语境下，获奖由此越过电影本体范畴，进入到公共空间的讨论中来。

　　“我是一名移民。墨西哥文化艺术和好莱坞电影工业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消弭界限。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尤其是当这个世界要让界限加深的时候。”托罗说。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影片角色的种种身份设定，包括代表残疾人的女主人公、代表同性恋的那位画家、代表黑人群体的女同事等等，整个故事的内涵因此被解读为弱势群体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强权话语的反叛。

　　而在奥斯卡颁奖礼现场，主办方和参与者们也丝毫不吝于展露自己的抗争姿态。MeToo和Time’s Up运动的热潮背景下，韦恩斯坦性侵事件的三位受害者被邀请来到了现场，连《三块广告牌》的女演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在获得“最佳女主角”后，也热情地提议现场所有获得提名的女性一同起立。

　　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原本致力于表现爱与美的《水形物语》也出现了解读空间上的分歧与争夺。托罗对于恐怖片进行的诸多改写变成了它被批评的缘由。传统的叙述模式被小人物的视角所代替，相貌普通而且身有残疾的女主角却赢得了最美的爱情，但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设定有投机取巧之嫌。

　　由此，《水形物语》的制作与大众接受过程显得富有意味，它不断地越界，经历了种种融合与改写，突破原有的创作藩篱，却又落入另一种解读的框架之中，对电影艺术本身的探讨反而显得有些缺席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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