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厉莉看来，“非法放贷”指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以营利为目的，发放贷款的行为。高息并非问题的本质和要害。“非法放贷”与“高利贷”有共同之处，但却有本质区别。将“高利贷”入刑，打击的是收取高额利息的放贷行为，而将“非法放贷”入刑，打击的是逃避金融监管的放贷行为。

　　“入刑以后，就倒逼一些不规范的组织去接受金融监管，比如注册一个小贷公司，这样的话，就可以依法对其进行监管，他还要去金融局进行年度汇报、备案等。”厉莉说。

　　此外，厉莉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借款合同章节中区分一般性民间借贷与经营性民间借贷。

　　她认为，经营性民间借贷涉及小贷公司、地下钱庄、影子银行、职业放贷人等群体，在保护他们合法利益的同时，也应重视对其进行有效管理、规范，如打击高利贷、砍头息，规范交易流程。

　　2 全国人大代表郭新明

　　“规制放贷主体 降低借贷利率”

　　据现金贷舆情报告，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现金贷的实际利率，不论是按信用卡年率(APR)，还是按实际年率(EAR，复利精算)，都远远超过了法律允许的年利率36%，更超过了受法律保护的年利率24%的边界。

　　依据最高法2015年公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审理民间借贷案件，年利率24%以下部分受法律保护，年利率24%-36%部分性质上属于自然债务，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但反悔的，法院不予支持；年利率超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法院不予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建议，现行民间借款利率偏高，加重借款人负担，建议将民间借贷法律保护的年利率由24%和36%两个档次相应地予以降低。

　　郭新明认为，上述标准的出台，树立了民间借贷利率的标杆，而且由于简单明确，有利于司法审判的实施。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网络借贷平台也利用相关司法规定，将借贷利率普遍定在24%甚至36%，加重了借款人的负担，也从一定程度上突显了“校园贷”、“现金贷”等业务的负面性。

　　郭新明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进行完善，参考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银行贷款利率等因素的基础上，将民间借贷法律保护的年利率由24%和36%两个档次相应地予以降低。明确向社会传递信号，指导社会民间融资成本下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同时，尽快推动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对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主体予以规制。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沙雪良 戴轩